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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將軍到奴隸 “碁道”非道——淺談三國圍棋之日本篇

作者：　類別：日韓新聞　來源：　發表時間：2010/7/19 　瀏覽人次:1815

三家村劄記——淺談三國圍棋

二十餘年來，中日韓三國棋手在黑白世界盡情廝殺，尺幅之地見證了由日本一家獨大，到中國異軍突起，再到韓國後來居上的歷史進程。盛衰興亡，本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，自然，也是圍棋進步的必然要求，本不用大驚小怪的，但，必然存在於偶然之中，無數的偶然因素相互為用，造成了今日結果。從大文化的視角透過現象，分析問題，找出癥結，趨利避害，以順應棋道，健康而穩妥地促進圍棋事業，不但是有益的，而且是必需的。

日本篇從將軍到奴隸——溫室扶桑

如果要我從浩瀚的唐詩中擷取一聯來比況當下的日本圍棋，“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”便是首選。毋庸諱言，近百年來，日本圍棋是世界巨無霸。同時，它對中國乃至世界圍棋的發展也做出了巨大的、不可或缺的貢獻。但由於文化的特質、對棋性理解的偏差、棋理與人性的糾結衝突等多種原因，使日本圍棋埋下了先天不足的種子，造成了今日迷惘困頓的局面。

一文化改良的產物——“碁道”並非棋道

日本是一個精細而愛美的民族，對於他們認為是好的、有用的東西，總要千方百計搞來，而且從不諱言其出處，這是與韓國大不相同的地方。但接踵而至，問題來了：他們拿來的目的是為我所用，進而為我所有，於是就要搞一下精細包裝，首先打上自己民族的標籤。考察一下從中國傳入的文化，碁道、書道、茶道，莫不如是，而且，他們天然的認為：“道”高於“法”。

接下來的第二道工序就是梳妝打扮：制定種種清規戒律，使其更加民族化。這裏包括廢除座子制、貼目方法、勝負判定方法等，1989年的圍棋規則有共有14條，每條裏又有若干小項，巨細無遺。這些規定對於弈棋無疑是必要的，而且有些革命性，比如廢除座子制。但歸根到底，這是外在的形式的東西，與弈棋內容——亦即他們的碁”道”無關。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們在弈棋內容的革命上幾乎毫無作為。星小目佈局幾乎成了的至尊寶典，不下無理手（天知道有理無理）、不下醜陋的棋、不過早介入戰鬥等理念，使日本百年棋壇籠罩著安詳柔和的棋風（有異類，不展開論述）。

只有吳清源的登臨，才給死氣沉沉的日本棋壇吹進了新鮮的空氣，這不僅是因為他和木穀一起共同進行了“新佈局”探索，更體現在他以常人難以企及的天縱奇才，永不退縮的探索精神，精妙絕倫的棋局感覺，在締造圍棋輝煌，成就昭和棋聖的同時，留下了無數新手妙手和諸多傳世名局。非常遺憾的是，這裏的主角不是大和民族的一員；更為遺憾的是：當這種高山飛瀑般的衝擊慢慢歸於平靜，日本棋壇也就回復到沉寂，隨著那些在中國棋界青黃不接，韓國圍棋還在洪荒時代時耀武揚威的“六超”漸次退出，日本圍棋孱弱無力、不堪一擊的本來面目暴露無遺。

一個曾經的 “日不落”帝國淪落至斯。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一下“碁道”，真正弄清它的內涵與特質，明瞭它與“棋道”的本質區別。

萬物皆有道，道在萬物中，這說明了道的客觀存在與大小。儒家有仁愛之道，墨家有兼愛之道，兵家有征伐之道，這些都是具體之道。只有道家超越了具體，上升到宏觀之道，宇宙之道。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”。意思就是“道”是宇宙發生發展的、先天而存在的、不可變易的內在規律。具體到圍棋，也有自己的規律，稱為“棋道”。如果真有圍棋之神，那麼從佈局到終局，他的每一著手都是絕對必然的，不可替代的（當然，棋是兩個人下的，要麼有兩個神，要麼他左右互搏）。然而，由於圍棋之神的虛無性與圍棋變化的無窮性，人們只能一步步接近道，而不能窮盡道，而接近道的途徑則是在不違背圍棋本質屬性的前提下不斷實踐。

圍棋的本質是一種要分出勝負的棋類遊戲。要分出勝負，就要靠戰鬥解決問題；而戰鬥則涉及多種要素，有兵家的謀定而後動的策略，有法家的革故鼎新精神，自然，也可以引進儒家的中庸，注重均衡，把握流向……而唯獨和道家不搭界，非但不搭界，甚至可以說：圍棋拒絕道家！因為在道家思想裏，道是先天而存在的，是不變的，人們不要改變，只要順應。道家指出了終極之道，彼岸之道，卻沒有給出通往彼岸之道的正確途徑和方法，具體到圍棋的彼岸之道，則是要靠戰鬥去接近，這與道家主張是格格不入的。因此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：日本的所謂“碁道”，即非道家之道——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；也非“圍棋”之道——它與圍棋的本質屬性南轅北轍，一句話：“碁道”非道，棋道不在日本圍棋中。

二 棋理與人性的衝突——神器還是玩物

一宗資料說：日本的每個家庭。無論高低貴賤，貧富窮達，會棋與不會棋，都有一副上好的棋具，且奉若神物。聯繫到日本人對弈時的種種禮節所表露出來的對圍棋的尊重，我相信這可能是真的。然而，一旦涉入社會領域，當碁道與人性衝突，需要做出選擇時，這種尊重便一錢不值，會被毫不猶豫拋至一邊，吳清源的種種遭遇對此做出了最好的注腳。

1928年10月，受瀨越憲作的邀請，吳清源東渡日本，剛升為“名人”的秀哉率眾多棋士到車站迎接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：多年以後，那位弱冠少年已成為橫掃日本棋壇無敵手的大棋士，此時的他，對秀哉的評價竟是那樣鄙夷：“秀哉是個壞人”。吳清源出身商賈之家，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，絕非忘恩負義之人。相反，他對恩師非常尊重，對師兄橋本宇太郎私交甚好，更不要說對日本國獨特的認識與情感了（這也是他為人落下詬病之因）。能這樣評價秀哉，自有其內在原因。

秀哉成為名人後，自知棋力難以服眾，祭出了“避戰”之法寶，15年內竟然只下兩盤棋！其中，包括對吳清源的一局。此局從頭到尾整整三個月，中間秀哉隨時打掛十餘次集體研究。而這期間，吳共弈棋22盤之多。可以說，這是毫無公平性可言的對決，這種以大欺小，以眾暴寡的行為實在有失名人的風範，玷污了圍棋。聯繫到秀哉對瀨越憲作，對雁金准一等的拙劣表現，這樣評價倒也恰如其分。

然而事情遠未結束，就在秀哉隱退之後，圍繞九段（亦即名人）問題又起風波，吳清源再次處於風口浪尖之上。吳清源當時打遍天下無敵手，按說授予他九段可謂實至名歸。但，就在這時候，日本棋院突然宣佈說：藤澤庫之助在日本棋院內部的升段賽中成績優秀，升為了九段，並且準備按老的慣例，為其申請名人頭銜。接下來的進程完全出乎日本棋院的預料，也讓棋院和藤澤九段顏面丟盡。反對者的聲音不斷高漲：吳清源才是天下無敵的棋手，為什麼他只是八段，而相對較弱的藤澤卻為什麼自說自話的就成為了九段呢？吳與藤澤的爭棋勢在必行，誰勝了，才是天下第一，才是名人。日本棋院自知理虧，只好同意二人對決，先決條件是下測試棋，過關後升為九段才可以決戰。讓下手測試上手，自古無此例，但吳還是違心答應。升為九段後吳與藤澤共進行兩次十番棋大戰，1951年，吳清源與藤澤庫之助的第一次十番棋開始。至1952年，吳清源七勝二負一和，將藤澤降級；1953年，第二次十番棋開始。進行到第六局，吳五勝一敗將藤澤降為定先。灰頭土臉的藤澤向日本棋院表示謝罪，自動脫離。一年後，這個“流浪棋士”不耐寂寞，在媒體撮弄下，又同向來對自己不順眼的橋本宇太郎對決十番，結果被降級了事。

金鐘棄置，瓦釜雷鳴，此情此景讓人不勝噓唏。我們不禁要問：日本不是稱圍棋為碁道嗎？既然“名人”是最高榮譽，為何不授予“得道高僧”呢？日本不是非常尊崇圍棋文化嗎，為何一事當前，卻言行不一，心口不一，將圍棋當做任意擺弄的玩物了呢？到底什麼地方出了問題？

實際上，當吳說出“秀哉是個壞人”的時候，已隱約接觸到問題的核心：秀哉是壞人，但壞人不獨秀哉，這是人性、民族性的集中體現。姑且不說是人性本惡的佐證（這樣太敏感），其碼反映了“大和民族”心裏糾結的真實狀態。

吳清源當時已加入日本國籍，給本國人授九段應無太大問題。但，他畢竟是華人，流淌的是華夏民族的血。非其族類，要強的日本人如何能容忍長期盤踞在他們的頭頂？果如斯，他們一直信守的“大和民族最優秀”的理念豈不是要受到致命打擊？說到底，吳清源所對抗的，不是秀哉一人，不是日本棋院，而是整個民族。 “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”的悲劇在吳清源身上上演，折射出的是日本“小國寡民”的心態。

可以這樣設想一下：當日本棋手聚集車站迎接吳清源時，可能預見到他將會成為棟樑之才；但如果他們未卜先知，能夠看到他將長成遮天蔽‘日’的參天大樹的景象，是否還會如此熱情的接納呢？

言而無文，行之不遠；述而不作，道之安得？這也是日本圍棋裹足不前的深層次原因。